前言：自汉末黄巾之乱起，各地豪杰逐渐崛起，家族中只要拥有一点力量的，都纷纷动员百姓募兵，依托掌握的军权，为家族谋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即使是出身贫寒的刘备，也不甘人后，竭力争取立足之地。自两汉以来，士族群体凭借强大的资源优势，往往能够掌握更大的军权，如同汝南袁氏的袁绍与袁术一样。掌控军权，便是士族能稳固发展的根基。否则，像颍川陈氏这样以名士起家的家族，又怎会鼓励子弟从军呢？然而，奇怪的是，从东晋后期起，士族的军权逐渐被削弱，直至宋齐梁陈时期，掌握军权的高层人物多是寒门或低等士族的后代，士族的军事优势逐渐消失。
展开剩余66%2、士族与皇室之间的利益冲突 东晋历代皇帝都试图削弱士族的权力，尽管屡次尝试，最后却未能成功。从王敦之乱到桓玄之乱，东晋皇室未能有效收回对军权的控制，士族依旧居于权力中心。宋齐梁陈时期，为了维护皇权，避免重蹈东晋的覆辙，必须削弱士族的影响力。由于士族强大的资源与影响力，宋齐梁陈便通过从低等士族与寒门中选拔人才，逐步减少高门士族的军权。 宋齐梁陈的皇室并非当时的豪门，刘氏、萧氏与陈氏等皆为低等士族，尽管成为了皇室，但在高门士族眼中依旧被看不起。为了加强皇权，宋齐梁陈实行温水煮青蛙的策略，在经济上保障士族利益的同时，逐步将军权从高等士族手中剥夺，推动低等士族与寒门的军人掌握更高职位。最终，随着士族的逐渐边缘化，皇权逐步得以强化。 结语 《孙子兵法》开篇即提兵者，国之大事，可见，军权不仅关乎国家的安危，也是家族权力的基石。东晋士族掌握军权的根本目的更多是为了家族利益，而非为了王朝的未来。而这些士族因过于依赖声望和玄学，逐渐丧失了统军能力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士族的资源与影响力成为了皇权最大的威胁，任何一个有野心的皇帝都不会容忍这种威胁存在。最终，士族在宋齐梁陈的时代，因其内外部环境的变迁，逐步失去了掌握军权的机会，成为了历史的尘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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